陈舰平的博客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年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乎？                                                                                 《庄子·逍遥游》

    哲学是什么？见仁见智，释义无数。据冯友兰先生的研究，哲学是求好之学，追求世界上最大公约数的“good”（好）与最终极的“good”（好）的学问。也就是说，哲学是研究如何满足最大多数人认为“好”的、并且是通往最后的“好”的生活秩序安排问题的。

    哲学虽然因立场与动机不同而分好多派，但其基本分类，还是三类：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从这点上说，庄子的学说，完全是哲学的，因为他研究最多的，就是人与世界（宇宙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人生的意义与态度，对知识的认识。

    庄子的文章不似冬烘先生那样沉闷，他以生动活泼之笔，反映了他对世界的观察，提出了许多认识论与知识学方面的现象学。如“小知与大知”问题，“小年与大年”问题。“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是“小年”、“小知”的举例。“大知”与“大年”的举例，如“鲲鹏之图南”，“大椿八千年为春八千年为秋”一类。中国的艺术创造，不少获启迪于《庄子》。《西游记》中那关于西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等云云，其最初的说法，便来自《庄子》。连“齐天大圣”这个孙悟空光芒四射的名字，也含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意思在内。

    世界与社会存在着千奇百异的差别，各自从自己的立场、角度、时间、环境来考虑、观察问题，各自的结论是不同的。这种结论，是相对的真理，若一经换了环境，便可能由真理变成谬误。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真理的，真理，只是在相对的时期、相对的环境里，它是正确的。这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的。 

    庄子的时代，自然还没有发明唯物辩证法，不会有人用这样的哲学观点与庄子讨论。庄子只能就事知事，得出他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小及大年”的结论。其实，物各有用，小知与小年，有小知与小年的好处。大知与大年，有大知与大年的好处。如果懂得了准确运用知识与生命，小知与大知，小年与大年，都可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大家常为此而打嘴仗，小知与大知，小年与大年，常互相嘲笑，谁也不服谁。庄子所记的鲲鹏的宏图大志，被蜩与学鸠所笑，就是其中一例。

    在我们的生活中，生活在不同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人，也常相互瞧不起，以为别人观念与生活是可笑的，这种观念与价值冲突，每天都在发生着。这归根结底，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

    从现在的各国学者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观念来看，至少存在着两种文化观。

    一种是承认与支持文化的个体性差异的，强调自由的重要；一种是认为优秀的文化是个人自由融入社会文化的过程，自由须服从更高的善——理性主义的要求，这种理性主义，被称作健全的理智（right reason）。这种健全的理智是文化的集合，包括世界上一切最优秀的知识与思想，具有美好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的双重品格。前者的代表是德国“狂飙运动”的领袖、德国大诗人歌德的朋友兼导师赫尔德（Johann Herder  1744—1803），后者的代表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与社会政治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

    关于文化的个体性差异的重要，赫尔德曾在《批评之林》中有过一个巧妙的比喻：

    一朵对它的土地来说是最自然的花，就是最美的花。把它挖出来，栽在同类的十朵花中，而不是按它的方式，它的天，它的地，那么它的地位、它的本性、它的最美之处也就被剥夺了。

    赫尔德强调文化的个体性原则，这种原则可以强到使语言变得不再重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天性，又以独特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独特禀性，说出自己如何感受、如何生活，以及当他的眼睛看到万物，他的灵魂衡量万物，他的心灵感受万物时，万物如何立刻变得互不相通、彼此各异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无法言喻的。

    赫尔德的体验，依我之见，类似于禅者所体验的佛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每件物品都具“佛性”，都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丰富无比，自在无比。赫尔德的幸福观也是“当下即得的”，建立在他的文化个体性之上的幸福：

    每一株植物、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都达到它自己的完美。这种深刻、简单的存在就在幸福，它并不是只有在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才能实现。

    阿诺德则开出了以文化制约泛滥的自由主义与对抗市侩生活的药方，来治疗他所看到的英国人的“非利士主义”——这种主义类似我们今天中国人的对物质至上主义与工具理性崇拜。阿诺德所理解的文化，是对完美的追寻，是认识与学习神之道（上帝的智慧，绝对真理——陈注）并将之付诸实践使其通行天下。（赫尔德与阿诺德的观点，参照了曹卫东张广海等著《文化与文明》一书。陈注）

    但无论遵循赫尔德还是阿诺德的原则，不同层次的人依据他们的生活所发出的观点与据此行事的方式，在同一社会中，便只有相互掐架的份。

    因为一个强调了个性与个性的自由表达权，“大知”与“小知”的自由表达权同时要实现，便会交锋；一个强调了自由对文化的服从，要改造落后的、不完美的一方，“大知”“小知”之间便会造成紧张与冲突，严重的，会造成人间悲剧。

    网络上贫富双方代表相互指责的帖子，便是最好的例子。贫民指责富人对皮草的需求屠杀动物，大排量汽车尾气与工业生产造成污染产生酸雨，破坏了地球人的美好生活；富人指责贫民愚昧落后贫穷，不能对GDP作出贡献，拖了物质文明发展的步子，要对世界文明落后负责。没有文化的社会阶层与具有文化的社会阶层的相互看不起对方的价值观，这更是众所周知的文明龃龉。城里孩子嘲笑山村孩子不讲卫生、不文明，看看影视片《一个都不能少》、《美丽的大脚》，准让你对其中的细节印象深刻到难忘。山村孩子笑城里孩子爬山像狗熊，连麦子与韭菜也分不清，民间编排许多关于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笑话我们在生活中也一定耳熟能详。

    若这些还构不成对生活的大破坏力，我们可以暂时撂置不问的话。那么中东冲突就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了。

    小布什要用他认为的先进的“美国式民主”与“基督教文明”来取代中东的“伊斯兰法西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认为鼓励物质享受的西方文明是堕落的“魔鬼邪教”，号召要进行“圣战”。

    于是，中东血肉纷飞，枪炮声不断，伊拉克与黎巴嫩的妇女、儿童、老人，在美军炸弹与以色列战斗机扔下的炸弹中炸死，以色列的平民被真主党游击队的火箭与阿拉伯人的人体炸弹炸死，上演一幕幕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

    在这里，我们无法说谁是“大知”，谁是“小知”，只能说：双方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互为“小知”——每个人都只是局部真理的掌握者。

    这一切，就像庄子写的，“惠蛄不知春秋，朝菌不知晦朔”是小年；“蜩与学鸠”笑鲲鹏远飞九万里，是出于“小知”的无知。但大年的椿未必明白朝菌生长的秘密，蜩与学鸠“之二虫”虽然对准备了三个月的粮食进行千里之行这类事无知，但鲲鹏也未必真了解蜩与学鸠“之二虫”在“榆枋”间飞行的乐趣。

    蜩是青色的知了（寒蝉），“学鸠”其实就是小鸠，在古代，“学”与“小”是通借字，小鸠就是小斑鸠鸟。没有风之前无法行动不言不动的鲲鹏，对蜩与学鸠的生活习性，可能像蜩与学鸠对自己的无知一样无知。

    ——如果这样，鲲鹏与蜩、学鸠同样无知，五十步笑一百步，又谈得上什么“小知不及大知”呢？

    这让我忽想起一则古老的故事来。

    有一个大学者与一个船夫同船渡江，大学者问船夫：学过哲学么？船夫摇头：没学过。大学者说：“遗憾啊，这样你的生活丧失了一半的乐趣。”过一会，大学者又问船夫：懂文学么？船夫老实回答：“不懂，没学过。”大学者感叹再三地道：“这样，你的人生就失去百分之七十五的快乐与意义。”船至中途，遇风暴被打翻了。船夫问大学者：“你会游泳么？”这回轮到大学者摇头了：“我不会。”船夫叹一口气：“先生，那你的人生就全部完了。”

    大学者所知道的哲学与文学，那是属上层建筑的东东，若要分“大知”“小知”，肯定属“大知”了，游泳术不过是体育的一项小技，难度与深度不足与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按级别当属“小知”。但船夫的“小知”使船夫活了下来，大学者虽会“大知”因不谙“小知”而丧失了生命。在这里，“小知”的有用，远远超过了“大知”。因此，如果大家都明智的话，是无论“大知”还是“小知”，不应相互嘲讽的。

    各有各的朝圣路，各有各的活法，该当相互宽容，互相学习，多元社会多极发展才是提高生存能力与生活质量的好方法。

    大学教授固然值得敬佩，种田的农民何尝不值得尊敬？若没有农人，大学教授食用的黄油面包从哪儿来呢？基督教文明与所谓“民主”真的很了不起么？把坚持科学文明真理的布鲁诺烧死在鲜花广场的，不是基督教徒吗？哪有什么博爱、文明可言？伊斯兰文明何尝落后了？“我的宗族啊，你们应当使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我们不要克扣他人应得的财物，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85）“你的主不致为部分人迷信而毁灭那些市镇，而多数居民是善良的”（117）（以上见《古兰经》卷十二《第一一章，呼德》）这要比起把牛奶往大西洋里倒也不愿降价买给穷人的西方文明，比起动辄发动战争狂轰滥炸市政与道路的美帝国主义，岂不是更接近人性的“good” ？

    (“good”,译为汉语，含“好”的意义，也可译作“善”。不过冯友兰认为，在哲学中若译作“善”，道德的评判意义较强。)

        庄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想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开出了两帖药，一帖叫“自由”，就是他在《逍遥游》一章中所提到的追求绝对的自由：达到“无所待”之境：不再依赖、等待外物与外部因素，自己就能决定自己的一切，自由行动，实现自己的意志与信念。另一帖药叫“平等”，“小知”与“大知”，“小年与大年”，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关于“平等”的道理，庄子就写了《齐物论》一章来阐发他的理论。

    大知识分子与小市民的生活，各有各的路由器。路由器是电脑与网络程序术语，它规定着信息的获取与分配途径的走向，接受相应的规范。

    大学教授、作家与艺术家的生活，与小市民的生活、做工务农者的生活，有着生活方式、生活价值、审美理想的诸多区别，这种区别，正是德国人赫尔德所认为的个体性的存在。那么，按照赫尔德的观点，为了捍卫这种差异性，尊重文化的个体性，我们就让大学教授、作家与艺术家过他们的生活，小市民过小市民的生活好啦，那也相安无事。不幸的是赫尔德老头还要保护双方的对“万物”——包括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自由表达意见权。他这一和稀泥，不分厚薄的对“大知”与“小知”都要保护，“大知”与“小知”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吵个没完没了。蜩与学鸠便也叽叽喳喳地笑话起鲲鹏来了。而按阿诺德的观点，生活应向更完美的文化范型发展，小市民的生活理念与自由应该向大学教授、作家与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与认知理念让步，作出牺牲，以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但这样一来，小市民的趣味就都要受到批判了。如果果真这样，想想世上人千遍一律地绅士淑女化，这世界也变得好可怕：至少街上卖臭豆腐的生意肯定黄了，因为按文明的吃东西法，是要把食品盛在盘子里端上，进餐者得系上餐巾，手持刀叉，危襟正坐。在街上，那容得你这般做派？

    如果这样，不就成了庄子所反对的“文灭质”《缮性》：文化的裹缚磨灭了人性自由与本能的本质？

     这不正是垂着大耳朵与长长的白眉的李耳在《老子》书中所担心的事么，“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西方的文化学者，说来还是比庄子落后了一拍。庄子推崇的是接舆这样讲平等的人与藐姑射之山神人这等自由客。

    追求与众物平等的接舆“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敦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将要和万物混同一体，人间自然会达到天下太平，谁还会把劳劳碌碌地经营天下当回事？”

    达到自由境界的藐姑射之山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令“治天下之民，平四海之政”的尧见了后，迷迷茫茫地好像丧失了他的天下一样。

    在庄子看来，治理天下的大业绩，与个人自由境界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

    这就是庄子眼中的“小知”与“大知”之间的地位高低关系。

    从这点上讲，蜩与学鸠是有资格笑话鲲鹏的：鲲鹏是要待风而行的，哪及蜩与学鸠可以自由地无风也可飞呢？从自由角度来讲，蜩与学鸠更接近自由的境界。

    其实“大知”与“小知”，各有各的朝圣路。

    如果凑巧一个大知识分子男性与一个山村美眉产生了爱情，他们生活在一起非要纠正一方是错误的吗？谁对谁错还很难说，一切顺应自然不更好吗？否则，只会各自把自己的幸福在文化的矜持与虚伪的挣扎中虚耗了。

    这是庄子在《逍遥游》中告诉我们可获得生活幸福的路径。

    因此，向秀郭象解《庄子》道：

     “天地者，万物之众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

    当代著名诗人、文人学者流沙河索性把庄子的《逍遥游》取个副标题，叫做：

    怎样才能活得自由自在？

    哈，这一下挠痒儿，可真挠到庄子的心坎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