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舰平的博客

　　最近读到的最好文章是谁的？是华生的。华生是谁？那个福尔摩斯破案的助手医生吗？不，不是。是一位经济学家、大学校长，他还是著名女作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夫君。

　　华生的文章发在近期的《南方周末》上，仿佛是我的思想被他的笔写出一样，他对共产党的党建工作，作了很好的分析，对党务与政务分开，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建议关于党建工作的同志一读，关心社会时政的朋友们一读。

　　读了华生的文章，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文章，觉得华生是一个有思想原创性的真正经济学家，非时下其他那些贩买西方经济学名词的经济学家甚至名头特大的经济学家所可比的。

　　读华生文章，我才对中国的事有些信心起来：原来思考中国的真正知识分子，还是很有些人在的。华生的文章就是一个证明。华生就是其中一位优秀的思想者代表。

　　读多了华生文章，会对华生真心佩服起来，对他另一个身份我觉得可以省略不提：我们作家协会铁凝主席的夫君。因为有无这个身份，都无损我们对华先生敬意的增加。我们佩服他，因为他有真才学，有真思想。

     附：华生先生文章要点：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要求党的建设也要在保持本色的旗帜下改革转型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党的历史上民主集中制屡遭破坏的主要原因缘于它只是“基本原则”而没有发展成为可操作的程序和规范。这样，原则没有成为制度，这是造成邓小平所说没有好制度，好人也会走向反面的原因。因此，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是党建工作改革的核心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在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的中国也是国家的生命。而民主的生命是代表和候选人的对下负责，即其提名和任职是选举人而不是上级领导决定。因此，党代表和各级领导候选人提名权逐步从领导回归党员和各级党代表是党内民主的基石，是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根本所在，也是民主集中制程序化的关健一环。提名制度改革带来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改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内民主引领人民民主将使中国走出几千年来一统专制和分裂涣散相交替的历史循环，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并赢得世界和而不同的尊重 人们普遍诟病的四大腐败现象的广泛漫延、屡禁不止的情况说明，要根本改变腐败对党的肌体的侵蚀，必须对长期以来党政不分的干部管理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改变如计划经济那样包揽太多自己管不了也管不好的情况，改变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反腐败斗争的局限性 共产党是执政党。全世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主要是通过提名政府及部门首脑候选人的方式来执掌政权和实现自己的执政纲领。因此党管干部的核心是管这些被提名的政务官。至于数量巨大的公务员即俗称事务官，本来就不应是执政党任命管理的对象。党从封官定级等行政事务缠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才能实现党要管党的目标，恢复和弘扬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群众性 党提名政务官候选人，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质询、表决人选的通过和政务官提交的各种议案，由人民群众包括新闻媒体去检查、监督官员们的德行操守，这样，一贯所说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才最终找到了具体承载和实现形式 党政分离，共产党人才能重回党章所说的“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内应取消行政级别，党的干部也不应享受任何行政特权。党的大量工作要由党员义务工作者和志愿工作者承担。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先进，这才是回归共产党人的本色。这样，投机腐败分子自然望而却步，党群关系自然鱼水交融，党的肌体就可以从根本上免除权力的侵蚀和腐化 共产党执政掌权，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当推首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最大代价，其实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代价。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靠不争论来满足其文化和意识形态需求的。从当年的不争论到今天的再讨论，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成功，反映了党执政基础的稳固和对前行目标的自信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和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重大修正和跨跃。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追求的人的平等和共同富裕，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探索和实现这个目标，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苏联模式的失败，正是因为其在经济上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经济模式还不完善的设想，固守计划经济与单一公有制，而在政治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本质、公仆职能和工人待遇的基本教诲，又长期闭目塞听，只听歌功颂德，拒绝批评意见，从一个奉献牺牲的革命党蜕变成一批做官当老爷的特权贵族，从而严重脱离党员群众和人民，这样当然就谈不上与时俱进地修正过时的原理和结论，发展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正的理想和目标，从而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抛弃 在一个更加现实、不再平均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共产党人如何站位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内容。共产党人是利用权力近水楼台先富先贵，还是坚守“领取其他工人工资”的劳动群众普通一员，决定了共产党人的命运和新中国的前途。党的先进性建设，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根本上去除党内既得利益的制度非制度安排与倾向，而恢复和弘扬党的信仰本质

　　正如发端于欧洲的伟大文艺复兴运动以旧的符号但崭新的内容拉开了近代人类文明的序幕一样，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也需要一个堪比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时代，来迎接一个超越中国古代文明更加辉煌的新篇章。通过党的建设的全面改革，开启和引领这样一个伟大的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期盼 中国共产党自88年前成立以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几千万人的流血牺牲，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60周年之际，总结党执政60年党建工作的历程，直面新世纪新时代的挑战，超越眼前短期的功利得失，抓住党建工作在新形势下改革的灵魂和精髓，以达到党章提出的在建国100年时能引领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执政目标，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 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立党为公的宗旨，为扫除内外的压迫、剥削，为使以工农群众为代表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翻身过上好日子，浴血奋斗，身先士卒，赢得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无可争议地成为那个时代和人民的历史选择。建国执政之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并在一片废墟和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设计和从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形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框架。但是无庸讳言，在建国之后的很长时期中，我们党没有能够自觉地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一直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从而依靠一部分社会阶层和集团打倒另一部分阶层和集团的革命党，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平衡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要求、为所有有公民权的国民谋福利的执政党之间摇摆。这种摇摆，突出地表现为党对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如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仅仅一年之后，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党的领袖毛泽东又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结果，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既代表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方针，又确认了这个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进入建国的第二个15年，党的建设越来越变成寻找和批判党内外的革命对象、净化党的革命纯洁性的运动。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更是把这种在党执政之后仍然不断搞革命，广泛发动阶级斗争，挖掘乃至制造党内斗争的对象、进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运动推到了极端。 在执政30年后，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奠定了我们党的建设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移的基础。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了全面的勃兴。1990年代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极大地拓展了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重大飞跃。新世纪以来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科学发展观，是党全面和自觉地向执政党转型的明确标志。正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自觉转型，使我们在建国60年之际，基本实现了党在执政初期提出的将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的目标，并使中国近代几百年以来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中国近代自丧权辱国以来多少代人的梦想，不仅在中国人，而且在全世界的眼中，第一次变得似乎那样触手可及。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和不平，群体性乃至民族性矛盾的激化，对党风和官员腐败的不满和愤慨，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正如中央反复强调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建设。那么，相对于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党的建设本身需要哪些转型和改革，党的革命性即先进性如何不因执政掌权而褪色，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 从党的生命看党的组织建设的改革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很高的政治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显然是党的建设要回答的首要问题。 做到三个代表，我们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党的长期执政基础，也会牢不可撼。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不经努力，自然实现。我们党有几千万党员，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凝结全党智慧，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完全可能。这里的关键是要有能汇聚全党智慧、符合科学发展的组织机制。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沉痛的教训。在我们党执政60年的历史上，有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公共大食堂运动那样损失惨重的经济错误，也有过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政治错误。这两个错误都延续数年，文化大革命甚至延续了10年而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使党的事业蒙受重大挫折。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党内只有听从，不允许有质疑和争论。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批评甚或不同意见，都被粗暴地当做党的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制度，是把党员和全党组织成为统一整体的唯一纽带。如果它能被人为的随便破坏而长期无法纠正，那就反映了我们这个制度即党的组织制度的建设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漏洞，需要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来加以改革和健全。 从历史上看，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建党之初从苏联式共产党那里借鉴移植过来的组织原则。在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历史上也出现过背离和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革命事业遭受挫折的事件。但是一方面，当时我们党处在武装割据和地下斗争的时代，完善健全的民主生活和组织制度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现实或可能。这样如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人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就是情势所然。另一方面，战争年代党的任何决策错误，都会立即为对手所用，让自己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因而在有强大对立面的情况下容易较快地得到验证、认识和纠正。在我们党执政之后，本来健全组织制度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对党的领袖人物个人权威的无条件维护和个人崇拜妨碍了我们党去正面提出和真正解决这个党的组织建设的核心问题。这是我们党在建国执政的前30年中走了很大弯路的组织制度原因。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写进了党章，党的集体领导得到了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也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党的组织制度尚无大的变化和改革：一把手负责制导致的一言堂和阿谀奉迎的现象在党内生活中还很普遍。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全委会上，学习领会、支持表态、感恩颂扬者众多，而批评质询、政策争论、领导答辩者寡无；党的重大政策和人事问题不是在党的正式会议而是在非正式的范围里实质讨论和决定的传统还没有根本改变；眼睛向上、夸大成绩、掩盖问题，为保官、升官而大事化小、糊弄群众、粉饰太平的现象并非少数；集体领导下的责任不清形成的互相牵制和推诿时有发生；党内空气在一般情况下是正常的，但能否避免在特殊或危机情况下产生的个人权威或小集团活动对党的挟持和侵害还缺乏组织制度上的保证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必须改革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在我们党执政的的历史上，乃至不少在国际上也取得过政权的共产党历史中，都有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使党严重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许多甚至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其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早期处于地下反对党时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没有能党政分离，共产党人才能重回党章所说的“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内应取消行政级别，党的干部也不应享受任何行政特权。党的大量工作要由党员义务工作者和志愿工作者承担。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先进，这才是回归共产党人的本色。这样，投机腐败分子自然望而却步，党群关系自然鱼水交融，党的肌体就可以从根本上免除权力的侵蚀和腐化

共产党执政掌权，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当推首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最大代价，其实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代价。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靠不争论来满足其文化和意识形态需求的。从当年的不争论到今天的再讨论，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成功，反映了党执政基础的稳固和对前行目标的自信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和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重大修正和跨跃。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追求的人的平等和共同富裕，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探索和实现这个目标，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4、亲属腐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子女亲属经商与介入经济活动成风，而且与当年党政军机关办企业一样，有相互感染之势，而且真假难辨，影响恶劣。 腐败现象的广泛蔓延，造成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也让众多关心党的事业和命运的共产党人痛心疾首，忧愤不已。这些情况说明，除了现有的查处、打击方法之外，要根本改变腐败对党的肌体的侵蚀，还要对长期延续不变的党政不分的干部管理制度进行与时俱进的重大改革。 不错，党管干部曾经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经验和传统，而且曾经也管得很有成效。但是那时党不执政，实行的又是供给制，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个人或家庭财产。建国后虽从供给制改为等级工资制，但级差不太大，而且是以战功和经历论资排辈，无论对否，大家基本上都能接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党的干部队伍成份的完全改变（现在岗的干部已全部为党掌权执政后加入的），表明党管干部的外部生态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干部基本都未经过风险和牺牲的考验，干部的个人及家庭财产收入状况已经多元化而且极不透明，各种事后的监察打击措施虽每年都导致成千上万名干部落马，但效果并不理想，而且有时难免投鼠忌器，不能不适可而止。特别是当涉及一些有背景的人和事的时候，深究与否，还得要有关主要领导权衡定夺。尽管如此，这无论对党还是对当事人及其亲属而言，造成的代价已经越来越大。因此，面对今天做官无需流血牺牲奉献，而自然就有权有势有资源，在职消费和公产公权私用难以约束，大事化小、官官相护是利益使然的现实，仅靠提高道德要求的教育和调节监察打击的力度，显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扼制腐败的势头。 在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下，我们各级党的领导和组织部门，要给数以千万计的党政军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等广大干部作评价、定级别、授官位，乃至查坏人、防腐败，这就如同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党和政府统一安排社会一切经济活动一样，包揽了太多自己干不了也干不好的事情。同时，党通过组织部门任用干部，党领导纪检政法部门查处干部，党掌控新闻媒体披露干部，这种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本身就决定了对干部的任用或处理难以摆脱政治决定，从而在制度根源上就导致了反腐败斗争无法保证真正的独立性和彻底性。因此，真正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从制度入手。共产党是执政党，而全世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提名各级政府及部门首脑候选人的方式来执掌政权和实现自己的执政纲领。因此，党管干部的核心就是管这些被提名担任各级政府及部门要职的干部，即通常被称为的政务官。执政党垄断政务官的提名是现代政治制度运行的通例。通过党提名的政务官来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是既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党又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动的具体实现形式。党提名政务官候选人，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质询、表决人选的通过和政务官提交的各种议案，由人民群众包括新闻媒体去检查、监督官员们的德行操守，这样，一贯所说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才最终找到了具体承载和实现形式。 至于数量巨大的公务员和俗称技术官僚、执行官僚即事务官，本来就不应是执政党直接任命和管理的对象。他们的提升、考察和监督是政府本身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和权力。因此，他们清廉与尽责与否，本来也不是执政党的直接责任。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发展一整套考核、晋升和监察制度，去满足人民的期许和需要。实现这样的分流之后，党管干部的范围和工作量就大大缩小了，但却抓住了执政的核心。可以集中精力考察、选拔、管理和监督决定国家命运的政务官。这样党才能从一个经济、行政和封官定级等事务缠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真正实现党要管党的目标，恢复和弘扬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先锋队本质。 实现这样彻底党政分离的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后，党的先进性建设就可以真正起步了。按照党章的规定，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员包括党的干部“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应当履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的党员义务，因此，党内应取消行政级别，党的干部也不应享受任何行政特权。党的各级机关应尽可能少地占用社会资源，党的专职工作即党务工作人员应大大精简，党的大量工作要由党员义务工作者和志愿工作者承担。党的经费和党维持自己正常活动运转的财产应当和国家财产划分明晰的界限。这样，就和历史上党群关系鱼水交融的时期一样，党员和党的干部本身就是没有行政权力的群众，自然就不会脱离人民群众；党的工作人员没有优惠特权，投机分子自然就望而却步或进来了也会主动淘汰；党内没有爬台阶的行政级别，党就可以不拘一格吸引和选拔全民族的优秀人才，保持自己的生机和活力；党员和党的干部要付出比一般群众更多的努力和贡献，却并没有更多的特殊待遇和享受，其先进性从根本上就可以得到保证；党要管党，党对自己提名的政务官的考察、监督就自然更加到位、更加客观、更加超脱、更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党政分离，党不对短期的经济、社会等政策及效果直接负责，这样党对不称职的政务官乃至不孚民望的政府就可以行使党的纪律处分权和提名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程序进行罢免或换届更换。让党的肌体离开权力之火的煎烤，回到人民中间，我们党就会象在浴血奋斗的年代那样，无论是否执掌政权，都能保持先进性和战斗性；在取得普遍执政地位的时候，又能够始终保持自己对权力腐蚀的免疫力，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群众性。 可以想见，对于那些现已习惯于把共产党的干部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意义上的父母官，等同于养尊处优、先呼后拥的权贵的人来说，推行这个方向的改革当然是太难了，或者简直匪夷所思。但是，回看历史，重读党章，难道这不才正是当年流血牺牲的人们所誓言的崇高信仰和“永不变色”，这不才正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形象吗？共产党人不是要当官，而是要先进，这才是回归本色。在反腐败这个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现在是在制度变革上下大决心的时候了。我们应当象当年果断禁止军队和执法机关经商办企业一样，痛下决心实行党政分离的干部制度改革，使党的组织和机体从根本上免除权力的侵蚀和腐化。苏联模式的失败，正是因为其在经济上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经济模式还不完善的设想，固守计划经济与单一公有制，而在政治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本质、公仆职能和工人待遇的基本教诲，又长期闭目塞听，只听歌功颂德，拒绝批评意见，从一个奉献牺牲的革命党蜕变成一批做官当老爷的特权贵族，从而严重脱离党员群众和人民，这样当然就谈不上与时俱进地修正过时的原理和结论，发展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正的理想和目标，从而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抛弃

在一个更加现实、不再平均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共产党人如何站位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内容。共产党人是利用权力近水楼台先富先贵，还是坚守“领取其他工人工资”的劳动群众普通一员，决定了共产党人的命运和新中国的前途。党的先进性建设，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根本上去除党内既得利益的制度非制度安排与倾向，而恢复和弘扬党的信仰本质

正如发端于欧洲的伟大文艺复兴运动以旧的符号但崭新的内容拉开了近代人类文明的序幕一样，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也需要一个堪比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时代，来迎接一个超越中国古代文明更加辉煌的新篇章。通过党的建设的全面改革，开启和引领这样一个伟大的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期盼

 （转帖引自新浪博客华生原文前的提要，《南方周末》最新的一期有华生该文删节版发表。——陈舰平注）